导读：近日，欧洲国家纷纷开启针对OpenAI的监管风暴。3月31日，意大利隐私保护监管机构宣布禁用ChatGPT；4月3日，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专员发言人称，出于数据保护方面的考虑，可能会暂时禁止在德国使用ChatGPT；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开始考虑对AI聊天机器人采取更严格的监管。这一轮“封杀潮”中，各国采用的话语主要是“信息安全”、“技术安全”等内容，而这些担忧与欧盟推动“数据主权”意识回归的政策紧密相关。本文分析了欧盟“数字主权”治理的动因和问题，指出：欧盟出于竞争目的采用“主权”的概念制定政策，却可能因为多方博弈关系，而收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为了应对数字领域日益不平衡的国际竞争压力、在数字技术日益政治化和安全化的环境中自我保护，以及在地缘政治上减少对他国的依赖，这三重动因，欧盟推动“主权”概念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回归。实践上，欧盟逐步构建出“数字主权”概念并将其转化为争夺数字权利的工具，希望借用“主权”之名获得在数字治理中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建构“数字主权”以提高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以“主权”概念的对外维度为依据为“数字主权”相关政策的实践赋予正当性。然而客观事实上，欧盟在数字技术、数字安全和数字经济自主可控程度上均存在一定短板；欧盟“数字主权”政策受到成员国利益分化的掣肘与美国政府、企业的牵制；欧盟较强的市场监管性权力之下，政府干预的政治逻辑与自由开放的市场逻辑之间存在张力。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欧盟“数字主权”政策的成败。

本次对GPT的围剿，是欧盟及欧盟各国“数字主权”观念回归的一个表现，而各国的封禁活动，究竟会形成欧盟层面的合力，如欧盟所愿地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还是出现“各自为政”的局势，反而掣肘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欧洲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数字时代主权概念的回归与欧盟数字治理

文｜宫云牧

来源｜《欧洲研究》

▲ 图源：互联网

数字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新样态：一方面，数字空间中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权威性与控制权，数字空间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呈现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主权国家追求对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形成一定的技术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了国家间的技术竞争。在此背景下，曾一度重视数字空间公域属性的欧盟，在全球数字治理中重拾“主权”概念。

欧洲一体化之初尝试“埋葬”的“国家主权”观念，又以“数字主权”“数据主权”“技术主权”等新概念的形式回归到欧盟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作为一体化水平较高且兼具超国家性质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尚不具备主权行为体的特征。“欧盟主权”概念的首倡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曾在采访中承认该概念略显极端，因为“欧盟主权”须建立在完整的欧盟政治权力之上，而它尚未掌握这一政治权力。可见，欧盟提出的“主权”概念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困惑。基于此，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何欧盟在数字时代重拾“主权”概念?这反映了哪些政治考量与权力诉求?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如何建构“数字主权”概念与推进相关政策实践?

1 欧盟“数字主权”概念的提出

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欧盟不愿成为中美竞争的旁观者，更不愿沦为两国争夺的“竞技场”。因此，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重拾“主权”概念。2017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以“欧洲新倡议：构建主权、团结、民主的欧盟”为题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主权欧洲”（So【【微信】】）的概念，而实现“欧盟主权”（European Sovereignty）的路径之一便是引领全球数字化转型，并在全球化中推广欧盟数字创新与监管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欧盟机构领导人随后也提出“欧盟主权”概念。2018年9月12日，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宣告“欧盟主权时刻的到来”,他指出，欧盟应成为一个拥有更多主权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欧盟主权”源自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建构“欧盟主权”并非寻求取代国家主权，而是通过分享主权的方式使每一个成员国都变得更加强大。2020年，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微信】】）陆续推出“技术主权”（Technology Sovereignty）、“经济和金融主权”（Economic and Financial Sovereignty）与“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的概念。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进一步指出，“数字主权”是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欧盟减少对外依赖，捍卫自身的利益与价值观。总体而言，欧盟机构领导人的演讲与欧盟出台的政策文件多次提及“数字主权”概念，却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给出明晰的官方界定。

与政界的概念模糊策略不同，学界关于欧盟“数字主权”的研究大多致力于给出清晰的概念界定。在数字时代，“主权”概念更多地被用来描述对数字技术和内容的独立自主的控制权。有学者区分了“数字时代的主权”与“数字主权”两个概念，认为“数字时代的主权”强调在互联共享的网络空间中负责任地行使国家主权，协调各国管辖权与合作应对挑战等；而“数字主权”意味着国家必须有能力来规范数字活动并执行相关法规，该概念以捍卫自身利益为核心，反映出传统的国际竞争逻辑。一般而言，“数字主权”可被抽象地解释为“一种合法的且具有控制力的权威形式”,是对数字领域中网络与技术的掌控与使用，具体包括对数据、软件、标准、程序、硬件、服务、数字基础设施等的管辖权，以及对新兴数字技术社会影响的控制力。

既有研究大多从欧盟“数字主权”的概念内涵、政策举措与战略考量等方面来分析欧盟对“数字主权”概念的建构。首先，欧盟“数字主权”概念涉及欧盟的声誉、影响力和监管能力，能否实现“数字主权”取决于欧盟是否可以在相互依赖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捍卫和推广欧盟的价值与标准。其次，强化数字监管与支持数字化发展是欧盟“数字主权”政策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构“数字主权”的过程中，欧盟通过调整传统政策工具使之适应数字治理的新要求，推动欧盟权力在数字领域的投射：一方面运用司法管辖权将在单一市场内运营的公司纳入欧盟竞争法案的监管之下；另一方面围绕共同价值观打造更为团结的欧盟，帮助欧盟在与美国、中国的科技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最后，欧盟在数字时代重拾“主权”概念有三点动因：一是对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考量；二是对中美欧三边战略竞争压力的回应；三是对维护欧盟核心价值观与国际地位的需求。

2 欧盟在数字治理中对主权概念的运用及其政治考量

在数字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数据资源、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成为重要的治理议题。欧盟于数字时代重拾“主权”概念，建构出以“数据主权”与“技术主权”为核心的“数字主权”概念，试图为欧盟的数字治理角色赋予合法性、有效性与自主性的特征，实现其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权力诉求。

（一）主权的拥有者与欧盟数字治理的合法性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国家行为体被视作合法的主权拥有者，主权成为权威的中心、法律的起源以及个人和集体安全的重要来源。“主权”概念帮助国家行为体树立自身的治理权威。欧盟是国家主权让渡的产物，通过成员国签署自愿的协议而成立；但欧盟又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原则背道而驰，因为上述协议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成员国的司法自主权。欧盟的超国家性质不足以使其成为享有主权的法律实体，欧盟层面的法律、法规也刻意规避了“主权”一词，强调欧盟法的“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与“优先性”（Primacy）。

在数字时代，欧盟建构出“数字主权”概念，已偏离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对“主权行为体”与“主权”概念的界定，形成“主权困惑”。欧盟虽然可以轻易找到统计数据来证明实现欧盟“数字主权”的必要性，却难以对“数字主权”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可见，欧盟对于“主权”概念的建构与使用具有政治目的，主权并非欧盟的最终目标，而是它在数字时代参与大国战略竞争和实现自身地缘政治诉求的工具，“主权”概念一旦被冠以诸如“数字”“技术”和“数据”等名词，便成为欧盟推行相关领域政策的手段。欧盟将自身建构为“数字主权”的拥有者，以“主权”之名来获得在数字治理中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推进欧盟单一市场中数字治理议题的议程设置，以期赢得民众对欧盟数字治理相关政策的支持。

（二）主权的绝对性与欧盟数字治理的有效性

在“主权”概念确立之初，主权被视为一个整体，具有绝对性与不可分割性。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欧盟从两个方面突破了主权绝对性的限制：一方面，根据2009年《里斯本条约》规定，欧盟拥有五个特定领域的专属权能，专属权能的确立削弱了成员国的绝对主权；另一方面，在一体化进程中，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共同行使主权的机制，突破了主权不可分割的限制。但“一致同意”和“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的设定体现出欧盟层面的决策主权仍归属于成员国，欧盟在数字治理领域尚不具备绝对的控制权。

由于欧盟本身是对主权绝对性的突破，其对“主权”概念的建构只聚焦于特定领域，意在实现自身对相关议题的控制权与掌控力。例如，“数字主权”被界定为欧盟管控数字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能力；“技术主权”被视作欧盟对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力；“数据主权”则指的是欧盟对单一市场内产生的数据进行管控与规制的权力。可见，欧盟希望通过“主权”概念为自身赋权，提升欧盟数字治理的有效性。该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可以满足成员国和欧洲民众的需求，如欧盟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其有效性就越高。简言之，主权是各国在寻求强化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监管与控制权时最常引用的概念。欧盟希望通过对“数字主权”的建构提高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赢得民众的支持，进而增强欧盟数字治理的有效性。

（三）主权的对外维度与欧盟数字治理的自主性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主权”概念从所辖区域内至高无上的权威，拓展至对外维度的独立自主的权威。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划分的相互依赖主权、国际法律主权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均属于“主权”概念的对外维度。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欧盟建构“数字主权”概念并非要获得其他政治实体对其国际法律主权的承认，而是寻求对相互依赖主权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掌控。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宣告“欧盟主权时刻到来”之时，特别强调“欧盟主权”并非要削弱或取代国家主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甚至声称“欧盟主权”中的“主权”不是要从成员国手中夺走，而是要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域外大国手中夺回。

由此看来，“欧盟主权”偏向于主权的对外维度，即保持独立自主的权威，不受外部行为体的干涉。以“数据主权”概念为例，“数据主权”被定义为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产生的数据实施自主管控规制的权力。这一概念属于克拉斯纳提出的相互依赖主权类型，更偏向“主权”的对外维度，即强调对政治实体自主性的保护。欧盟在建构“数字主权”时也注重运用“主权”概念的对外维度。欧洲议会将欧盟“数字主权”概念界定为“欧盟在数字世界的自治权，也是形成战略自主与推广欧盟领导力的工具”。欧盟委员会强调要利用欧盟的政策工具和监管性权力塑造全球规则和标准，来保护欧盟的“数字主权”。

欧盟寄希望于借助“主权”概念的对外维度，确立自身在数字治理中的自主性。不过，数据的产生与传输有时会依赖于他国的通信技术，或是依附于他国主权管辖下的基础设施。面对全球网络空间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欧盟难以实现在数据以及相关数字技术层面的绝对自主性。因此，以“主权”概念的对外维度与自主性诉求为依据，欧盟为“数字主权”相关政策实践赋予正当性，并依托庞大的单一市场，以监管性权力来实现对数字平台的规制，进而引领相关国际规范与标准的制定，扩展欧盟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影响力。

3 欧盟建构“数字主权”概念的驱动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受阻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欧盟更加关注地缘政治与权力博弈，逐渐向打造自身“硬实力”转型。欧盟对“数字主权”的建构，可被视作对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压力的回应。区别于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聚焦数字空间，寻求对数据、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权。首先，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对一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至关重要；其次，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国家可以把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掌控转化为非对称的权力优势；再次，以5G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历经政治化与安全化的过程，成为一国获得数字权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数字空间已不具备充分的“全球公域”属性，并逐渐成为国家博弈的新场域。

（一）数字空间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与欧盟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数字空间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全球数据资源分配的非对称性；二是数字基础设施掌控的非对称性；三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非对称性。

首先，就数据资源而言，大国因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与领先的数字技术，在生产与获取数据资源方面具有非对称优势。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中财富的重要来源，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数字空间行为体实现对数据价值的创造。一方面，数据资源的形成依赖于一定的用户市场，数字市场规模越大，相应的数据资源就越丰富。中国在全球跨境数据流量中占比23%,居全球首位，美国紧随其后占全球12%的跨境数据流量。可见，中美两国在数字空间的数据资源分配中占据非对称优势，对数据资源的掌控为数字技术研发提供支撑，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的数字竞争力。欧盟是美国数字服务的主要消费者，2020年从美国进口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服务总额超261亿美元，与美国的ICT服务贸易逆差达亿美元，在数字空间形成对美国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数据分析处理以互联网企业的技术能力为依托。截至2021年5月，全球百家数字平台中有41家来自美洲，其总市值在百家数字平台中占比为67%;有45家亚洲企业入围，市值占比为29%;而欧洲则只有12家数字企业入选，市值占比仅为3%。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如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通过汇集数字技术、平台网络效应与数据收集优势，形成垄断地位。而大型数字企业对全球数字市场的垄断，既能使其从数据跨境流动中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又能为其母国带来一定的政治权力。欧盟民众大多依赖于美国数字巨头企业提供的社交媒体服务，有超半数欧盟民众注册使用脸书账户。因此，欧盟单一市场中形成的数据资源多被美国数字企业搜集与储存，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相关数据价值创造的主导权。面对美国在数据资源掌控方面的非对称优势，欧盟建构出“数据主权”概念，借助以《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为代表的数据隐私保护立法，抗衡美国在全球层面的数据霸权，提升欧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互联网先发国家是顶级域名主根服务器及其管理服务的供给者，全球13台主根服务器中的9台位于美国，其他行为体则对美国的基础设施供给形成非对称性依赖。美国政府虽已于2016年向“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移交了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但一些美国管辖权下的域名注册服务商受ICANN委任将域名信息注册到其数据库中。例如，受美国政府司法管辖的威瑞信（【【微信】】）公司便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注册服务商，负责管理包括“.com”和“.net”在内的16个互联网顶级域名。因此，美国在数字空间逻辑层具有非对称优势，保有对互联网根域名的控制权与法律管辖权，可单方面施加长臂管辖封锁特定网站域名。虽然互联网的网线、路由器与服务器均源自分布式网络结构，全球网络空间并无中心枢纽。但是全球%的洲际网络数据通过300条海底电缆传输，某些特定的节点远比其他节点对跨境数据传输来说更为重要，位于关键节点的国家在国际数据流动中拥有更高的影响力，能够将与他国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发挥其“全景”（Panopticon）监视效应与“阻塞”（Chokepoint）效应。美国政府利用对数字技术的非对称掌控优势与国际合作网络，实现信息与情报的搜集，如被曝光的“上游”（Upstream）监控项目，便是利用海底电缆收集互联网与电话通信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局于2012年至2014年间，通过设在丹麦的海底电缆登陆站监听德国、瑞典、法国等欧盟国家政要的通信信息，对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数据传输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欧盟对数字空间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更为敏感，希望通过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自身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

最后，欧盟在以5G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中落后于中美两国，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截至2021年底，在“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声明5G专利的产业主体排名中，中国的华为与中兴通讯分列第一位和第五位，美国高通公司列第二位，来自欧盟的诺基亚与爱立信则分列第六位和第七位；中国公司所拥有的5G专利占比约为31.7%,而来自欧盟的公司只拥有14.8%的5G专利。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言，中国2021年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为51.69%,欧盟成员国和英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仅为3.89%;美国于2021年获得全球39.59%的人工智能专利授权，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共获得7.56%的专利授权数量。可见，欧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于中美两国。

面对数字技术发展的劣势局面，欧盟建构出“技术主权”概念，旨在发挥其监管性权力，建立单一市场中的监管机制，既可整合欧盟内部的数字技术发展资源，又可引领相关技术国际标准规范的制定，以行使欧盟的规范性权力。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人工智能法》提案，旨在构建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法律框架与信任生态系统，确保欧盟公民能受益于根据欧盟价值观、基本权利和原则而开发和运行的新技术。作为全球首个推进人工智能相关立法的区域，欧盟期望掌控全球技术标准的主导权，进而实现全球层面的技术领导地位。

（二）数字技术的政治化、安全化与欧盟的安全威胁认知建构

数字时代国际竞争的一大特征是数字技术的政治化与安全化。数字技术的政治化指的是在技术的相关议题中引入政治议题与政治考量，以地缘政治、模式差异等话语阐述数字技术发展，以技术脱钩政策阻挠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借鉴哥本哈根学派的分类，数字技术政治化可分为三种表现形式。

其一，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发受到民众关注，数字技术治理与公民数字权利保护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欧盟在数字化发展中引入政治化进程，将数字议题上升为“成败攸关”（Make-or-break Issue）的政治议题，提出“数字主权”概念事关欧盟的战略利益。

其二，欧盟一方面通过制定数字技术政策，对技术研发实施干预；另一方面将数字技术发展与政治议题挂钩，凸显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欧盟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以“数字欧洲计划”（Digital Europe Programme）为依托，在2022年底之前投资13.8亿欧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通信等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以及普及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欧盟委员会认为，该计划是强化欧盟“技术主权”的重要途径，将数字技术发展与欧盟公民福利、公共管理等政治议题挂钩，推动数字技术的政治化进程。

其三，欧盟在国际层面搭建数字技术联盟与相关治理机制，寻求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掌握主导权。例如，欧盟与美国成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下设技术标准工作组负责协调美欧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标准的制定，推动符合双方价值观的技术标准的建设与落地。值得关注的是，该委员会是欧盟搭建国际技术联盟的重要尝试，体现出数字技术的政治化趋势。

安全化是政治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数字技术的安全化可被界定为政府将数字技术议题由一般政治范畴上升为国家安全范畴，以紧急措施等非常规方式来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数字时代主权国家遭受“生存性威胁”的可能性较低，而面临的“安全威胁”却日趋多样化。数字技术的发展重塑国家对安全威胁的认知。2013年，美国“棱镜”监听项目被爱德华·*登（Edward Snowden）曝光，微软、雅虎、谷歌、脸书和优兔等互联网龙头企业均参与其中，向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用户个人信息并进行实时监控。美国政府利用其互联网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搭建跨国的情报搜集与监听网络，由此改变了欧盟对网络安全的认知，数据安全保护上升为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数据主权”概念逐渐被纳入欧盟数字治理之中。欧洲法院先后裁决美欧间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ur Framework）与《隐私盾协议》（Pri【【微信】】）无效，认为美国政府对传输至其境内的个人数据无法提供与欧盟“基本等同”的保护，难以满足《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6条对个人数据安全保障措施与有效法律补救措施的规定。

在数字技术的安全化进程中，欧盟通过对数字议题相关安全话语的建构，塑造来自他国的安全威胁，加强对数字单一市场的保护。2020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在欧盟确保5G的安全部署――实施欧盟工具箱》文件，要求成员国评估5G供应商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包括供应商总部的位置以及其所受到的监管规则的约束等非技术性风险。由此可见，欧盟将安全化进程引入5G技术发展中，把来自特定母国的5G供应商建构为“威胁代理”,以维护“技术主权”的名义将民众确立为安全威胁的“指射对象”,将特定5G供应商排除在市场之外，并依托单一市场提升欧盟的数字产业化水平与数字竞争力。

概言之，数字技术呈现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欧盟在数字空间中的安全威胁认知，数据安全与技术自主上升为重要的政治安全议题。欧盟在数字技术发展中引入政治化与安全化工具，在安全话语中建构“外部威胁代理”,以确立自身在数字技术治理中的政治权威，并为欧盟内部与国际层面的数字技术政策赋予合法性，进而将非常规的行政干预措施合理化。由于安全概念与主权原则紧密相连，主权可被视为一种安全化的工具。欧盟对“数据主权”“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概念的建构，既是对数字技术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的回应，又反映出其对数字空间中安全威胁的认知。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对自主性的反思与欧盟的地缘政治考量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欧盟在数字治理与数字技术发展中寻求更多的自主性，建构“数字主权”概念并推出相关政策实践。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也间接强化了民众的主权意识，为“数字主权”概念相关政治话语的传播培育了土壤。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也曾经历防疫物资与汽车芯片短缺的困境。作为“欧盟主权”概念的首创者，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疫情期间访问国内口罩制造工厂时强调，要“通过提高口罩产能来重建国家主权以及欧盟主权”。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会给法国和欧盟提供一个强化自身“主权”的机会，促使欧盟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力度以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还进一步推动各国的数字化转型，民众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都与互联网紧密相连，欧洲社会愈发依赖于大型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数字服务。例如，疫情直接推动了欧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应用，欧盟的数字技术采用率由疫情前的81%跃升至95%。不过，较高的数字技术采用率背后是欧盟民众对美国通信应用软件的较高依赖度。在疫情期间，超半数欧盟成员国民众首选的通信软件为WhatsApp, 紧随其后的是Zoom与Skype, 而这三款软件均由美国公司掌控。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加速了欧盟的数字化发展，但也加深了对美国数字企业的依赖。

简言之，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欧盟反思经济与技术自主性、推进“数字主权”概念建构的一大动因。欧盟重新审视自己与他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认为对他国的非对称依赖已对自身安全与发展构成威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让欧洲重新审视自身的位置与角色，重新认识市场开放性与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张力，以及主权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欧洲需关注自身的自主性、主权以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定位等核心问题。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欧盟向地缘政治与大国权力博弈

声网首席科学家钟声谈ChatGPT大模型，创业者更应该关注什么？

近几个月来,ChatGPT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节奏快速拉近了全人类对AI人工智能的认知,无数创业者纷纷入局。基于语言大模型的创业,有机会,更有挑战。如果真正想在这一领域有所造诣,就不能一昧的盲从或片面的认知现有技术。

在声网举办的RTE Insight私享会上,声网首席科学家钟声为大家分享了ChatGPT大模型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钟声指出,ChatGPT的出现,微软或许早有“准备”。现在,AI智能全部由微软提供,ChatGPT已经被微软接入到了各个业务线里,从Bing搜索到Office,再从运营支撑系统和业务支撑系统的维度来看,ChatGPT是一个“Game Changer”,对客服、搜索、助手都是有明显帮助的。

回顾一下ChatGPT的发展历程。2017年,Google做了Transformer;2018年,OpenAI用Transformer做了GPT-1,参数量0.117B;2019年做了GPT-2,参数量1.5B;2020年GPT-3的参数量是175B;到2022年,ChatGPT出来了;2023年,GPT-4又来了。可怕的是,自去年11月ChatGPT发布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好几亿人天天在上面花很多时间。

面对发展如此迅速的ChatGPT,我们该如何乘借东风?钟声指出:“过去,算法一直在进步,有些公司在其中受益了,比如抖音就是靠算法推荐受益的。下一阶段,能做些什么事让我们每个人也受益?

先说语言大模型发展存在的问题:

1、计算需求增长过快。2年前的大语言模型就已经到了GPT-3,当时一个最先进的语言模型需要大约5000张GPU来训练,现在往往要1万张GPU A100。而且GPUA100限制进口中国,目前大模型已经突破1万亿参数量了,对算力的要求在指数型增长。

2、算力受能源供给力限制。到2030年左右,算力可能就增长不动了,因为再增长会赔很多钱。今年核聚变有个突破,人类第一次用核聚变产生了输出能力高于输入的能量,但它的商用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

再说创业者应该关注什么:

1、性能云计算、存储、智能芯?和?效AI算法。一是DSA(架构),领域相关的架构并且做存算一体,量子计算等。推理芯片需要降低成本,即便像现在的ChatGPT,它推理部分的成本仍然很高。二是DSA(算法),为领域定制,理论上要少4、5个数量级,才能长期维持下去。

2、ChatGPT的数理能力比较差。有人把ChatGPT和另外一个数理工具Wolfram/Alpha连在一起,让ChatGPT吸Wolfram的能力,以此提升在数理计算的精确度。举个例子,有一家医疗公司上线了DocsGPT,它可以帮助医生做它最不想做的事,比如把账单送到保险公司、写病历等。另外,Meta此前发布的LLaMA大模型没有OpenAI那么大,但它做了70亿、130亿、650亿的好几个模型,所以往这个领域深钻,让小模型小一点,再专注于自己的特长,并非一定要做像GPT-4这样全能、智能,通用的人工智能。

3、大模型面临数据资源不够。再过几年,当可供AI高质量训练的数据不够时,它的进步就会很受限。现实生活中产生的UGC、AIoT、摄像头等各种各样的数据,基本能够用来完善或解决已知的问题,但未知的问题怎么办?这里最重要的还是看AI是否能够自己产生数据。

4、核心技术。和Web3.0的思路一样,如果未来被几个少数的中心化AI控制,人类命运可能真的会被主宰了。所以,适当把智能分散,让智能泛在是很有必要的。此外,边端上的能力个性化、隐私也很重要。

此外,ChatGPT延时是有点大的,说明在边端上芯片的架构,类神经形态学、类脑计算仍然很重要。脑的工作机制和图灵机不一样,脑是通过一个神经信号、脉冲信号来激活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但计算机不是如此。边端跟领域相关的算法小很多,这样的算法是很值得追求的。总之,大脑现在有一个优势是能耗特别低,相当于20瓦的灯泡能想很多事。所以,能否做出耗电极低的AI芯片和算法是值得追求的方向。

5、智能泛在。如果大数据无处不在,用AI算法来学习大数据,然后泛化这个智能,只需一个索引就能把它检索出来,比如生成视频。

钟声表示,从2018年到现在,折腾了很久,无外乎是内容、消费者、交互方式。从内容和数据的角度,UGC越来越多;从消费方式的角度,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了,不仅是算法推荐,而且还是非线性、突发性的消费,很多虚拟内容希望以一种实时临场的感觉进行交互,现在的交互方式,除了手以外,已经开始用语音、手势了。

我当时提了两点,一点是读我们大脑里想的东西,变成交互。内容多了以后,重点是在怎么找内容,就催生了算法推荐。知识很多,我们不知道如何获取,以及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所以需要自动提取。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以后归于一统,全部由AI产生和支配,AI生成的视频可以让你一直看个不停。

不得不承认,对于创业者而言,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动无数的机会,但创业最重要的还是深度洞察,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或商业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