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商报

围绕体验业态，各大商场、商业街启动新调整。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一些互动、表演类的业态出现在各大地标消费场所：笑果工厂北京首店落户隆福寺，单立人脱口秀入驻银泰in88。但是，并不是所有小剧院都能受到购物中心的追捧，闭店现象时有发生。专家分析指出，在体验业态和零售业态的布局方面，购物中心需要在艺术与商业发展间寻找到平衡，促使不同业态间的客流达成闭环，使得体验业态成为消费者愿意为购物中心驻足的新理由。

小剧场进驻商场

从线上到线下，脱口秀这把火从网络空间烧到了实体商业。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随着隆福寺改造，北京首家笑果工厂项目预计在今年6月入市。隆福寺相关负责人透露，笑果工厂将作为体验业态丰富隆福寺现有品牌，加强隆福寺文化定位。

除了隆福寺引入笑果工厂外，北京银泰in88、北京坊也引入了相似业态单立人脱口秀。在2022年底，开心麻花旗下沉浸式玩乐空间“花花世界”在望京嘉瑞国际中心开业，涵盖演出剧院类项目、音乐戏剧酒吧、剧本游戏等多种演艺业态。

不过，并非所有演艺类业态在实体中都能一帆风顺。以相声为主营项目的嘻哈包袱铺在北京曾有四家剧场。当前，位于朝阳合生汇的门店已经关闭，仅余五棵松及方庄两个门店。朝阳大悦城在2018年引进了具有互动和演艺功能的“伍台”区域，但该位置已经空置，预计接下来将进行整体改造。

借体验业态保住客流

购物中心引入小剧院的热潮正是体验业态更迭的一环。剧本杀、密室逃脱、元宇宙等业态也是近两年购物中心加码的方向。例如去年入市的五只猫娱乐Mall和BOM嘻番里，围绕年轻人喜爱的新型娱乐社交内容在北京商业圈中火了一把。

五只猫娱乐Mall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项目入市更愿意引入具有较强的社交场景内容，“是为了通过随进随玩的沉浸式娱乐模式，实现从线上交友到线下场景化约会的独特体验”。

除此之外，近期入市的新购物中心更是把“体验”二字当作了运营的关键词。北投购物公园的入市，引入全明星冰场、完美世界影城、森林动物局、探洞工厂、盒马鲜生等主力店，均是在尝试将体验型商业的消费人群转化为长期用户。

在此之前，购物中心对体验消费的定位还是以“吃与玩”为主，辅助零售业态的交易。2017年朝阳大悦城举办的“魔卡少樱”华北区首展，使得其7月客流环比增长20%。在2015-2017年，大量的儿童游乐业态进入购物中心，开始被视为购物中心的人流“发动机”。赢商网数据显示，儿童教育培训、儿童游客占比在2016年上涨明显，由13.2%升至17.9%；2010年左右，电影业态逐渐走入购物中心，看一场最新上映的电影、吃一顿美食成为当时消费者日常消遣的内容。

现如今，消费者对购物体验的需求再次升级，虽有不少品牌被淘汰，但提升体验业态占比成为了众多购物中心的统一举动。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表示，追求文化娱乐体验的消费者逐渐增加，在一线及新一线的城市中，消费者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伴随着文化缺口的出现，舞台剧、话剧、脱口秀表演等互动体验业态应运而生。

要确保独特性

当体验业态权重日渐上升，购物中心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发展？在赖阳看来，品牌和消费者的认同是维系长久发展的关键。对购物中心来讲，项目方的眼界和组织策展能力决定了引进品牌的吸引力水平，从消费体验到配套设置同样是关于消费者体验的考察内容。

“线下商业体作为项目的承载体，剧场体验业态作为强目的型业态，购物中心选入剧场体验业态进驻，在为商场引流的同时，也能丰富自身品牌，增加项目竞争力。”赖阳指出。

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王永平也指出，在当下购物中心存量与增量并举发展的背景下，对于购物中心的考核标准也更加严格，如何满足消费者对购物体验多样化的追求，成为当下的发展难题。购物中心在引进体验业态的过程中，对周边辐射客群的调研十分重要，强化项目独特性，结合项目周边客群，打造项目自身IP，给予消费者持续吸引力。

“从品质抓起，形成品牌效应，如何让引进品牌为消费者提供持续的新鲜感和刺激感成为当下购物中心项目方的发展重点。”王永平直言。

北京商报记者 刘卓澜 王思琦/文并摄

唐大杰：生育假的成本，应从企业承担转向由政府承担

生育假的主要法律依据,生育假政策,生育假国家规定2020,生育假算正常出勤吗

生育儿女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是最大的善。母亲最伟大这句话不需要解释。即便是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对生育女性也会提供必要的福利。

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人口结构趋向恶化。鼓励生育、提高出生率成为国家最紧迫的战略之一。近年我国开放生育管制，鼓励生育，为孕产妇提供多种生育福利，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产假和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其中带薪产假和育儿假是最主要的福利。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女职工生育可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晚育者可增加30天，其他如难产、多胞胎还可以增加各15天。另外，产后的一年内每天有两次半小时的授乳时间，合并使用可达30天。一个产妇一般可以享受90-180天的法定生育假。

生育假，这项以国家意志推行的生育福利，却忽略了广大的妇女群体，存在巨大漏洞，不具有公共性。

生育假只针对有职业的女性，但毕竟适龄上班女性是少数，那些自由职业者、全职妈妈和广大的女村女性得不到相应的福利。

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不管是基层的家政、导购、个体从业者，还是网约车司机、骑手、中介，或者艺术工作者、作家、律师，这些非雇佣制的职业群体日渐发展，人数也越来越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创业，电商、直播、自媒体等职业吸纳了过亿的从业者。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女性没有生育假，她们的生育福利基本缺失。

社会在进步，家庭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优生优育和教育培养，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做全职妈妈，这些以妈妈为职业的女性也理应享受完整的生育福利。知名母婴平台《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占比58.6%，其中95后全职妈妈比例超过82%。

我国农村人口占比36%，年轻、适龄女性出外打工较多，还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畜牧业工作，有的因为孕产而回乡。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匮乏，女性的生育福利更不应该被忽视。

以上群体总量可能不少于上班女性。她们一样在工作，在创造价值，一样在纳税，为家庭和社区作贡献。国家不应偏颇一方，应该提供惠及全体的生育福利，以维护社会公平。

现行的生育假福利，都是由企业负担。企业在员工生育假期间工资照发，社保不变，并还有多种保障规定。在员工不能上班的这段生育假期，企业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法律规定基本生育假90天，综合起来最高可超过180天。以2021年全国平均职工工资106,837元计算，企业需要负担生育假的直接人力成本为26,343-52,687元（这部分工资还需要缴纳所得税给国家）。另外，相应的社保缴费约为10,537-21,075元，两项相加约为36,870-73,762元，而员工的交接、代岗、培训、效率损耗等间接成本难以准确计算。

企业对在职员工的福利增加有预期，是企业的责任所在。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企业管理决策的基本原则。因此，对生育适龄女性的聘用采取谨慎态度，在同等条件下，这类求职者的优先级下降成为可能。

企业中的每一项成本都对应效益指标，这会在企业的每个基层班组、团队里得以体现。因而，生育适龄妇女在入职、工作期间往往受到用人单位的“另眼相看”，这是员工与企业都明白的隐性规则。

一边是国家的强制要求，一边是用工需求和求职需求，在制度约束下企业和员工都陷入了困境。在这个处境下，企业和员工是共同体内的两方，被促成内在博弈。在这里，强制性“福利”成为恶化双方关系的主因。

“福利派”有个倾向，如果现行福利效果不佳，则会加大福利供给。但很明显，企业负担与生育适龄女性就业障碍成正比，负担越重，则障碍越高。也就是说，福利的增加会消减福利效果，生育假越多，适龄女性的就业处境越难。

那么，强制要求企业承担“国家福利”行不行？能不能把道德问题“法律化”？这个问题在道德层面是无力的，但在常识中有答案。

没有公平的、普及化的生育福利，则不算是完整的国家福利。我国人口危机已经来临，要鼓励生育，必须以完善、普及生育福利为前提。

国家应调整现有政策，将生育假政策调整为国家性生育福利，生育假期的成本由政府承担。对于自由职业、个体从业者、全职妈妈和农村妇女，直接发放“生育福利金”。

国家福利不能“我请客、你埋单”，让企业承担这项福利的成本。对于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实际支出，纳入企业减免税收的核算范围，以降低企业的负担。

当前国家鼓励生育，应该先从完善生育福利开始。只有推行无差别、普及化的生育福利，才能体现国家对妇女的关怀，维护社会公平和全体人民的福祉。